没有建过木塔居然挺身而出，或是慨然应允，却不先行求教知者，无论如何这位木匠看上去也过于大胆了。感叹之余，试着追究一下他大胆背后的原因可能更有启发。
我们已经可以描述这位梵天寺塔的工程主持人：
他是喻皓的同辈——晚辈完全可以当面求教，无须夫人外交；
他是当时顶尖的木作高手——否则吴越国王不会委以重任；
他没有建过无刹柱木塔，但是他一定建造过无数大型单层木结构建筑和木楼阁——否则他不会成为吴越国的顶尖高手。
这样的木匠一定跟随好师傅受到过良好的训练。还拿民国匠作打比方。外人看来封闭狭隘的营造业匠作师徒传承其实也有自我警觉的一面，害怕手艺失传，匠艺日下。于是产生了一种鼓励匠作子弟师从别家的传统——所有只跟随自家长辈学习手艺而不另行拜师的年轻匠人都会被贬称为“泥鳅”，会被所有的同行瞧不起。在名誉决定生意的旧社会，“泥鳅”无疑意味着生计的窘迫，但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不会选择这样的道路。这样一来，匠人的晚辈必须走出家门，他们不光掌握自家的诀窍，还能洞悉他家所长，受益的还是未来一代。绕一个弯子主要想说，梵天寺塔匠师定然师承广博，学过造塔的一般规矩。
把上面的分析加在一起，可以看出，这位大胆的木匠还是有他大胆的资本。第一，他对木结构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了如指掌；第二，他有大量的工程实践；第三，他还从名师那里学到过把木结构的主要部件组织成木塔的要领。尤其是前两点值得再发挥一下。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究其实质就是基本木构件的组合，模数化和制度化在这里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木经》所言“凡屋有三分”，台基在下，柱槛框居中，其上施斗栱，梁架在上。各个部分不同形式、大小、多少的组合形成不同的建筑。懂得了制度，就能营造千变万化的建筑。
如此说来，是不是亲手建过木塔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